1989年日本发生危机的时候，美国主导的全球体系仍然处于扩张之中。
这种现象在经济危机时表现得更甚。目前房地产问题的尴尬是把社会问题简单地推向经济领域的又一生动案例。
一个时期以来，我国经济在快速发展，一路高歌猛进，然而与此同时，社会事业的发展却相对滞后，社会保障、医疗、教育、住房等欠账太多，在财政支出中社保、医疗、教育的开支远远低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经济增长与社会事业发展严重失衡，虽然从数字E看人民群众的收入在提高，但由于上述方厮欠账太多，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水平并没有多大提高，经济增长并没有给人民群众带来更多的实惠。(2)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公平和正义比太阳更重要。同时，要让广大人民群众在干部选拔上有更多的发言权。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经把全民义务教育当作一项重要的社会革命目标。所有这些，都是对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即最大限度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的进一步明确和强调。
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该是市场机制配置资源。(2)由于计划经济的历史惯性，政府依然热衷于审批。顾雏军事件与医改失败告诉我们：当今的中国，决定改革成败的与其说是收还是放，向左还是向右，市场导向还是政府导向，不如说首先是尺蠖之伸缩还是天平的调整。
实际上尺蠖效应不仅影响着公共服务，也严重影响了生产私人物品的市场体制。今人都知道我国改革前的农村合作医疗曾得到过联合国有关部门的推崇，而人们也应该知道的是：民国时期的农村公共卫生发展当时也曾得到国联等国际机构的赞扬，近年来一些学者（如复旦大学的侯杨方教授）对此多有研究。而后者授予这种权力的惟一目的就是让前者为后者负责，提供后者要求的公共服务。国家需要，农民还要服兵役等等。
这真是莫名其妙：明明是国责不下县（何止不下县，连县以上的通都闹市，服务责任不也无人问吗？），怎么是国权不下县呢？何止下了县，这不是甚至下到了深山更深处吗？最近我国实行农村税费改革，一些人立即出现强烈反应，说过去是民怕官，而现在是官不管民，农村要失控了。官家编制保甲桎梏其民而不顾其死活，居然为民族国家建构之宏伟责任。
今天为了突出公共服务危机，有人往往喜欢夸大改革前的公共福利水平，一讲就是文革时的合作医疗如何好，而改革以后如何糟。他们一方面鼓吹无限大的皇权，一方面主张无限小的皇责。当初推动这种改革的理由之一就是需要集中财权搞公共福利。在适合市场化的领域约束权力不要与民争利，而在公共服务领域履行责任不要把它推卸给市场，这两者都有赖于改革。
历史证明，有责无权的最好政府不可能存在。而另一方面，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统治责任几于渺无可寻。当然，这两个最好经常是矛盾的：权力太小的政府固然可能很少限制人民，但它也难以对人民承担太多公共服务责任。这些话不是没有道理，但如果回避以下几个因素，就未免片面：首先，乡村医疗方面的民间互助传统并非始于计划经济时代，历史时期我国虽因法家反福利主张的影响官府很少提供服务，但族缘、地缘、宗教等民间小共同体的公益职能包括医疗互助仍有一定发展。
有人认为这就叫国权不下县，说明那时人民十分自由。改革遇到这种效应，自然是进退维谷。
后者有利于扩大公益增进平等，扶贫济弱提供保障，但难免损害效率。（经济观察报，2006.1.9） 进入 秦晖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改革 。
然而在中国传统中，这种保证权责对应的机制通常是缺失的，于是所谓大政府与小政府的争论，在缺少权责对应的前提下就会变成不知所云的假问题。只要任是深山更深处的农民都无法避征徭，他就认为政府职能正常，如果征徭没了，政府职能便不知何在了。这种反思与200多年的人类现代化历程、2000多年的中国历史传统密切相关。两者就像一个天平，在摇摆中实现功能互补，笔者谓之天平效应。而政府变小时责小权未必小，至少弃责远快于限权。于是其民既无福利，也无自由。
这表明：对20多年改革的反思如今的确到了一个重要历史关头。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强调小政府还是大政府都会形成积弊。
再次，即便是文革后期的乡村合作医疗，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也已随大包干的推行而解体，但很长一个时期人们并未明显感到乡村医疗的恶化，这也从反面说明，此前的医疗机制成效不宜估计过高。如果说在国权极度扩张的计划经济时代国责的相应发展明显滞后，那么在向市场经济转轨之后，国责的退出速度又会远远快于国权受限的程度。
这是因为：在我国侵犯公共财产和侵犯私有财产的原因根本就是一个，即那既可以强行化公为私、也可以强行化私为公的无限权力。从社会的稳定与和谐考虑，这种改革可以循序渐进：哪怕限权与问责都不能一步到位，但重要的是在这两个方向上都不能倒退：我们再也不能通过扩权卸责来喂养尺蠖了。
苟无福利，则谓自由已得。对于宪政时代以前西方人面临的问题，今天他们的后辈也不是那么好理解的。前几年，一批美国学者为杰弗逊到底是主张大政府还是主张小政府展开激烈争论，有人因为杰弗逊强调政府的责任而宣称他是福利国家的思想先驱，又有人因为杰弗逊强调限制政府权力而把他说成自由放任论的祖师。传统上，我国的专制朝廷的确基本上是国责不下县的。
而这种改革的方向，就是通过限权问责而打造天平。显然，那些西方人无法理解这些现象。
然而在过去（但愿真的已经过去）那个民怕官的时代，乡村公共服务方面的小政府不是一直存在吗？缺医少教无保障的状态，不正是在乡村机构迅速膨胀、农民负担不堪忍受、权力意义上的大政府难以制约的条件下形成的吗？在权责对应的宪政体制下生活惯了人们以为，不搞福利国家的地方，那一定就是自由放任的，而福利不足则一定是因为自由过分。秦以来对中国传统制度起过深远影响的法家，在这两个方面都有系统的论证。
一收就把百姓的财产收进了官库，一放再把官库的东西弄进了权势者私囊。而权责均大的、或权责均小的政府各有利弊，很难绝对地说何者更好。
他们其实也未必喜欢无限制的权力，但既然要求其负更大的责任，授予其的权力也就不能不大一些。可是财权集中后，大城市的公共设施与官员工资倒是上升很快，但县乡村基层财政却日益恶化，这一方面导致基层政权向农民施权，农民负担越来越重，另一方面国家基本放弃了乡村公共服务责任，县以下的医疗、教育系统危机都严重恶化了。正因为如此，中国改革之初，尤其是农村改革之初，农民们摆脱人民公社体制束缚的迫切愿望远大于他们对失去体制保障的担心，这与一些东欧国家高保障体制下农民不愿改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去年的郎顾之争，今年以顾雏军被捕而告一段落，但实际上问题远未解决。
用老百姓的话说，这叫一个萝卜两头切，左右都是他得。但我以为后说固然精辟，前说则嫌简单。
误以卸责为让权，竟指弄权为尽责。官家惟事征敛而一切公共服务责任委之民间，竟谓之国权不下县的自治美景。
试看当年的暴秦：强国弱民，利出一孔，焚书坑儒，指鹿为马，其权谁谓不大？而社会保障、公共福利根本闻所未闻，其责孰曰不小？后之君子，熟读宪政下西人所著书，遂以西人之所争为己之问题。然而，当年英王派来的殖民当局既滥用权力又不负责任，北美人民面对自由、福利都缺乏的局面，他们会嫌当局权力太小而主张扩权的大政府吗？他们会嫌当局责任太大而主张卸责的小政府吗？今天这种福利国家vs自由放任的争论，与当年的杰弗逊有什么关系？而杰弗逊主张好政府应当权力受制约而责任可追问，不是很顺理成章吗？权责对应是共同底线美国新政时代的名记者李普曼有名言曰：最好的政府是限制人民最少的政府，但同样正确的是：最好的政府也是服务于人民最多的政府。
